Island Republic｜島嶼共和國

Remark：
這個演講是Sept 22, 06在社會所的週五例行演講，演講者為孔誥烽助理教授，目前他任教於美國印弟安那大學社會學系，他是香港人，試圖以西藏、香港等邊緣地區的角度來建構一個 不同於精英式，中心式的中國民族主義。這篇筆記乃當場隨手速記而成，言語不順或記錄錯誤在所難免，還望海涵。

筆記本文：
理論問題：清帝國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因為大多數的民族國家都是比較小的國家，但是中國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帝國，要成為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在世界史上可能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廿世紀初以來的民族主義話語在理論上如何去justify。

另一個要考慮的是西藏問題、香港問題至今仍未解決，管官方持此看法。但是至今來說，並非如此。達賴喇嘛至今在西藏還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他要求西藏人要不用毛 皮仍然可以讓西藏人行動，可見西藏問題明顯沒有解決。北京與香港經濟力量在八○年代與今天非常的不一樣，到底這些複雜的形勢如何演成今日敵我分明對立的情 況，這是很重要的實證問題。

由歷史說來，傳統中國是一個universal empire，那時的中國觀念和今日非常的不一樣，現在愈來愈多研究明史的人顯示十八世紀是一個很奇怪的時代，對清帝國來說，很多人考察清帝圖，很多耶穌 會的人來劃，發現中華帝國是有疆界的，和以前的天下的觀念不大一樣，因此那時已有「類國家認同」（孔自己定義）。所謂類國家認同有兩種，一種是父系宗族 式，家天下式的，這不是清代發明的，是儒家文化君臣與父子關係是類比來的，用此來想像政治關係。研究清史的人認為滿人的想法和漢人沒兩樣，不過近來有人發 現滿人想法並不完全一樣，因為以前的研究者多是看漢文研究，現在有人開始用滿文，才發現他們用滿人講話時，常看不起漢人，尤其是江南的精英。而「樸實」 （很重要的贊詞，在滿州人的文書常見）的滿州人是比較優越有紀律的，所以可以統治漢人，漢化太厲害國家的戰鬥力會變差，要維持滿州人的身分，不要完全漢 化。這對他們處理清帝國的內部民族政策也有影響，他們不強調漢化，在處理漢人與少數民族時，甚至保護少數民族力量。比方一開始還禁漢人持有田產與參加考 試，到後來才解放。柯的作品也有說明保護番人的情況，在費孝通的多元一體觀念其實在清代已有此觀念，清史學家由王陽明的生活習慣與觀念與儒家衝突不大，即 使維持他們原來的方式也無傷大雅。多元一體的想像是清維持多元帝國的意識形態。要維持這個多元帝國不能太維持同化，因此要維持多元文化的認同有所必要。但 這不代表他們放棄同化的想法，也常用對待小孩的方式比喻少數民族。因此兩種文明是同時存在。

Roger Brubaker研究法國與統一後的德國有很不一樣的國家想像，法蘭西民族是一群人一起聯合起來追求解放，這是進步的民族語言，因此法國大革命時很多人是 德國、瑞士其他地方出身，認同俗世價值。但是德國是認同族群血緣，用語言、文化來建立群體式的國家認同，這兩個方式是比較極端的，因為大多數的情形，公民 式與族群式的民族運動是並存的。

因此，一個是中國本土的國家認同，一種是西方進口的國家認同，因此廿世紀初中國國家認同的形式，有很大的 彈性與空間（看Chinese modules of quasi-nationhood）。當時流行biology的界定，加上儒家君臣父子的大家族觀念，在二○、三○年代的民族想像大約可以放在chart 1的Ⅱ象限，當時的南京政權可說是家族法西斯主義，五○年代西藏與八○年代的香港與Ⅱ已經非常的不同，是由Ⅱ轉化到不同象限。因此知道什麼時期很重要，這 是流動的，很難於固定下來。


西藏的統治古來可說是宗教國家，原來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是很模糊的，雙方都有理據，與今天的民族國家觀念不一樣。在政治與軍事上西藏神權政府曾經是北京的盟 友，北京也負責西藏的安定，但是這也常出現在藩屬國上，比如越南就曾派兵去平定農民起義，因此與今日的觀念有所不同。現今以神權來維持認同，但是獨立不獨 立不是非常核心的問題，就算他們和達賴有聯繫，但是事實上之前他們並沒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運動，即使在中共建國前是中華民國一部分，但是在英國的干預 下，南京政府並沒有能力真的管西藏。西藏的民族主義出現是世俗現象，在二○年代有一批西藏貴族精英在西方或中國受西式教育，想要在西藏建立現代國家，改革 農奴制與封建，但是這一波運動失敗，不敵傳統神權與寺願勢力，因為要建立軍隊在西藏缺乏支持，另一方式是軍隊會減少稅收，又會成為另一脫勢力，影響政權穩 定，因此這一波領導失敗。但是這一波雖然失敗，很多貴族在印度或南京念書，使他們的想法有所轉變。比方有一群人去了南京中央大學後來沒學到三民主義，倒學 了共產主義，後來回了西藏，就在三、四○年代成立西藏共產黨，這仍是一個統治精英集團，雖然是少數，可是他們有很多政治連繫，因為他們的父母都是要員。他 們一開始要謀求蘇聯支持，但是得到幫助很有限。中共一開始沒有認真想西藏問題，可是等到中共有機會統一全國時，雙方就開始接觸。鄧小平與西藏共產黨聯絡， 看是否可以在西藏建立統治，而藏共認為自己獨立也有所困難，因此藏共也和中共合併，藏共變成中共支部，開始向達賴政府工作。

中共當時有兩個策略，一個是向達賴作承諾，不會改變神權國家，農奴制，另一是漸近式的俗世改革，比如建學校，普及教育。這兩手策略一方面承諾原有制度不變，一方面接受 激進分子漸進改革，此一方案使得宗教實權領袖與改革分子都可以接受，神權分子認為此制度是回歸清代關係，改革分子認為可以現代化，因此一九五一年，達賴與 中共簽了《十七條》協議，保持西藏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的安排，因此，一國兩制可說在一九五○年代鄧小平就提出了。可是一國兩制很失敗，才八年就開始流血失敗，所以這個失敗的經驗，鄧小平就沒有再講。

由相片上顯示中共和西藏的關係是比較和諧的，整個五○年代的討論中個人很重要（名字聽不清 楚），達賴很信賴他。他認為西藏問題應該和蘇聯一樣，以加盟共和國形式進入中國，所以他在文革中被整，不過八○年代又被平反。這種俗世的民族主義顯然無法 維持很久，衝突的起源在十七條中沒有明確的界定西藏在什麼地方，達賴認為的西藏的文化歷史的，但是中共認為是拉薩政府控制的地區，因此一來，四川與青海的 藏區就不在拉薩政府的範圍內了，使西藏的範圍縮小。因此，當中國在青海與四川的這些地方進行土改時，就發生了抗暴，引發了嚴重的衝突，也造成很多難民。為 了避免此一情形，毛澤東發表不進行民主改革，也就是不在西藏進行土改，因此愈來愈多人不信賴達賴。最後一批統治精英流亡印度，在那建立流亡政府。到了一九 六○年，中共已經放棄了多元主義的想法，要建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時的一些藏共也被視為分離主義，連列寧著作也變成反動書刊。這時的西藏問題已由一國 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一九八○年代香港情形要由一九五○年代香港開始講，當時的港英政府不清楚中共何時會收回香港，全部維繫於周恩來講的 「要長期利用香港」，但是既然長期不確定，所以港英政府其實都要撤退的計劃存在。當時在香港親北京的左派是獨立王國，有自己的電影公司，與國民黨的邵氏對 抗，也有自己的學校、足球隊，十分有勢力。像消防隊在失火時會立即去救災，比港英政府有效率，因此他們很快建立了群眾基礎。六○年代因為文革的影響，發動 的反英抗暴，當時澳門與香港的左派有一些精英去了延安見了四人幫，六六年在澳門發動文革取得成果，使澳門政府低頭，後來幾十年都是澳門左派在管這個社會。 香港左派在這種壓力下，也要發動，以免上級怪罪，所以決定六○年代大搞一場，而且周恩來也保證解放軍不來，結果這樣一來，港英政府反而大力鎮壓，使得香港 左派被迫走向都市遊擊戰，進行放炸彈，燒死反共播音員等激進手段。結果這樣一下左派失去民眾支持，變成很孤立，使左派被排斥在社會主流之外。

一九七○年代開始有青年激進運動，當時進大學者一開始推保釣運動，他們多半也受到反英抗暴影響，於是保釣運動成為一個民族主義運動，認同中國。當時來說他們 是少數，可是他們是精英，所以也引起很大注目，而且今日很多精英都是這個運動出身，認同中國社會主義。他們分成兩派，一派叫國粹派，不要鬧事，去祖國觀察 回港觀察。另一派是社會派，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因他們與工人聯合，搞工運。後來國粹派比較受支持，畢竟代價比較低，但是他們與四人幫關係太密切，四人幫 講什麼他們就認為是真的，後來等到四人幫倒了，他們也受影響。社會派則走向學界，工運等，使他們現在成為很重要的中堅勢力，都是由運動出身的。這是在香港 前途問題出現前的狀況。

一九八二年香港觀察社找一個民調機構去查一千人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看法，先問對於方案的支持，再問是否再留香港。結 果支持港英現狀的最高，再來是支持以英國主權換治權，這兩個方案都有九成及六、七成支持。而成為中國特區只有不到一半支持，至於香港獨立只有三成七支持， 香港歸還中國支持最低。奇特的是香港歸還中國中，仍然留在香港的比例竟比中國特區高，有點奇特。當時的想法，有人認為香港觀察社有港獨的傾向，才會把香港 獨立列入，不過民意對於香港的前途是沒什麼影響的，真正有勢力的是有組織的政治力量。親英資產階級是支持英國人留下，無論維持殖民制度、英國主權換治權都 可以。反共知識分子最反對回歸。 至於社運、政治活躍分子則是參政，這些社運、媒體人及學者多半有七○年代經驗，反對殖民主義，但是對中國社會主義態度複雜，認為這樣一來香港工人地位提 升，但是也希望民主化。他們對於八○年代的北京之春有認知，他們認為剝削階級不擇手段破壞社會主義，因此左派要反帝反殖。

後來九○年代開始有民主回歸派，有些人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要就是這些社運左派，他們要求民主，他們期待回歸後有階級改革，社會平等。親英資產階級也從中獲得利益， 中共向他們保證制度不變，也對他們投資中國有特權，因此這些資產階級很快變成民族主義者。在這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和西藏的情形類似，社會改革者與既有 利益階級都有，可說是兩手策略，社會對於九七年以後有一種樂觀的曈景。

中國統一戰線因此出現重組，一是商界利益傾斜，在許家屯的回憶錄 中，民主回歸派（李柱銘）支持工人最低工資等條文，結果資產階級反對，沒想到中共支持資產階級，因此整個階級利益反而向商界傾斜。但是，到了一九八九年， 所有的民主回歸派都支持民主學生運動，結果在鎮壓之後，民主回歸派在理想主義下離開了基本法草委。另一個重要的二十三條已是重點，因為之前為了滿足資產階 級有普選承諾，但是八九年後，中方要求把禁止反政府條例寫入基本法，特區政府任何團體與外國有聯結就可能被視為叛亂，此規定使二十三條成為叛亂條款。但是 普選的承諾無法收回，因此四十五條及六十八條仍然讓特首是普選，所以基本法是一個有趣的歷史文獻，與當時的矛盾與形成的時代板塊有關，而二十三條也成為在 沙基大遊行的根源。所以基本法也成為香港政治衝突的根源，迫使二十三條被廢，也使得新的團體湧現，大家覺得快要普選了，但是事後證明這是退一步進兩步，後 來中共發動二○○四年的愛國大遊行，由一些御用學者+新華社轉載，大量宣傳「所謂的港人治港是愛國的香港人治港」，又反對動亂，動亂就不是愛國，這種愛國 政論也把普選視為要搞港，想要把普選變成追求獨立的手段。

所以，中國民族主義不是一種，要看他們的策略來看他們的位置。整個過程中，民主派打出第一槍的人現在追求民主派，在這種論述中發現他們位子的變化，出現了變化的軌跡。



在場回應：
艾琳達：我對這個發表很有興趣，接觸過的社運團體對於二十三條的動員是相當訝異的。所以有這麼多人因為二十三條上街，不知能否詳細說明。而動員中，一九八○ 年中國已經施壓把一些左派團體也趕出香港，像Asia Forum for Human Rights這種反美帝的左派人權團體被趕出香港，這些關係相當的奇怪。一九八○年代要救援美麗島時，很多行動在香港，有一派托派的香港團體意外的幫忙美 麗島救援團體，與一般的左派團認同中國不同。

孔：我不大認為八○年代有系統性的排斥人權團體，有人認為廿三條是針對那些支持中國民運的團體，不過他們在香港還是可以自由的活動。

林平：我想到中國的國家觀念似乎是後來的觀念，國家觀念的不同對中國國家觀念不同有什麼影響。

孔：一般的說法把中國民族觀念提出，這不是現代意義的國家認同，只能說是芻形。中共解決西藏問題清楚的參考中國和西藏的關係上並非one-dimension，起碼是二回空間，在研究十七世紀之前的國家認同是容易引起誤解的。

蕭阿勤：孔教授在解釋香港和西藏的問題，演變到今天講完這兩個故事，可是我不大清楚其中的論點在理論上的問題。第一，理論與實質問題上，你想藉由個案來解釋 中國如何由清朝的多元國家變成單一國家，可是如果一開始要問這個東西，那最後同的地方在那裡？第二個問題，講到最後你的結論的chart中，多座標不同的 位置，你給我中華民族主義不只一種，隨著時間點的不同，這些地方納人的位置確實不大一樣，可是如果把這個結論與剛才的問題放在一起很難放在一起。

聽 眾X：discourse strategy也就是你說的話語策略，是不是很能成立的，因為香港和西藏的位置明顯不同，但是就結果來說，是不是可以說清代是成功的例子，而中共是失敗 的例子。這樣的一個制度在化身為現代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discourse strategy

孔： 我沒有講的非常清楚，但是我對現有的民族主義文獻有所不滿，無論是B. Andrson, Chatterjee (1,2), Brubaker有一個欠缺，因為他們的actor都是只有精英，雖然後來Chatterjee批判了Anderson，可是後來他的方式只是說明精英只 是engineering來應用，而Brubaker說明只是直線的運用。這個互動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忽略他們之間的互動，起碼在中國的case中，至少 是不斷變動的，而且構成的主體不只是精英，而且是不斷變動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意見。他們的理論無法滿足民族主義的可變性，來回應不同地方認同會有不同的變 動，非純精英弄出來一個觀念來套用。清代的成功和現代的失敗這一個問題非常的難說清楚，因為清代的問題和現代的問題不一樣，相對上清代是成功的，但是在國 際系統裡面中共要面對世界國家體系的挑戰。五○年代的西藏與八○年代的香港，當北京想要以較強的方式來解決民族問題時，剛好遇到開放，一些報人向北京強調 即使是普選，也預期會選出親北京的特首，才讓北京支持普選。而西藏的情形，一開始也沒有太多反抗，到了五七年以後才開始有衝突。換句話說當中國統治合法性 高時，他們採取開放的態度，當合法性低時，可能政策就會緊縮，因此說統治成功或失敗，現在仍然不能太早判定。

許維德：認為孔教授的圖頗有 創意，但是有兩個奇怪的問題，一是西方的軸線中，civic ethnic的軸，另一是Patrilineal / multicultural，但是這個Y軸（P/ M）看起來沒有太大意義，能不能由文化上來定義。第二是操作上來說，能不能說明為什麼一九六○西藏與一九八○香港可以定位出來？

孔：定位上，我自己也很難確定，正在發展中。至於炎黃子孫這種說法已經很發達了，多半集中在廿世紀初，集中在patrilineal。但是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反 美，血融於水那種族裔姻親的方向被強化，中央化的性質，忽視了不同時期他們的位置。尤其在族譜源頭都一樣，可以說族譜是少數精英自己與中央關係連繫的想 像。相對來說，中國的國家想像不一定是這樣，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發現這個概念與威權是連結的，但是這不是一個唯一的建構方式，某個程度上是地方自主的。所 以我認為P / M的分別是壓迫性與非壓迫性的國家認同比較有連結。

李庭康：一九五○年代香港當時是亞洲足球王國，代表中華民國。主導階 級有親英的主導階級，或是階級最後對於回歸有什麼影響。英國統治下的資產階級很龐大，但是不知道有什麼影響。另外，在你的第二個chart中，一九五○年 代的西藏與一九八○年代的香港如何放在一起。香港是華人，西藏是另一個種族，兩者的情形差距非常大。

孔：足球我不清楚，邵逸夫他們是親 蔣，但是左派是反映社會壓迫，現實的，可以再提。你提到variable與outcome是很重要的，西藏與香港我仍然認為是可以比的，因為他們雖然與中 國的文化差距都很大，整合形都與中國不同，而香港是殖民的，西藏de facto indepdence，而問香港的民調中有90%都認為香港是我的家，認為香港是很特別的地方，具體的內容雖然不同，可是這是可以比較的。

經過一國兩制之後，到一國一制之間的搖擺中，西藏為什麼有那麼快的極端，但是因為地理上的原因，加上缺乏國際社會的支持，和香港有國際支持是很不一樣的。

達賴要提一國兩制，提出聯邦制來解決聯邦制，所以這群海外民運人士也是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們的boundary比中國大很多，但是這不一定和中國民族主義是 discourse有必然的連繫，很多流亡海外的民族主義者也不是完全不變。香港並不像台灣真正出現獨立訴求，香港在民調上已經出現，可是他們有人提新加 坡，但是事實上新加坡是被趕出去，不是自己要獨立。民主回歸派到最後要提民主回歸，在八九年後提民主抗共。這和西藏共產黨的現代化獨立人士是不同的。中共 一直很抗拒文化中國的概念，因為中國認為文化非常難以界定，很容易會接受華人國家的想法，在政治上非常的不精確，所以中共是反對的，他們喜歡用中國人來描述，因為華人並不一定要同一個國家，所以他們說香港和台灣一定是中國人。

James：比起西藏在一九五○年代的情形，台共與藏共都曾有獨立建國論述，可是香港從來沒有出現national discourse，將香港與西藏並列是否妥當？

孔：香港確實沒有出現national discoure，不過在研究旨趣上無礙。

※另外豬小草也有去這場會，他散場後抓著孔教授猛問，害人家沒時間吃蛋糕。

※西藏人的看法：Tsering Shakya lecture at UCBerkeley on Does History Matters?

延伸閱讀：
※Wu, Rwei-ren（吳叡人），The Formosan Ideology
※用雷頓的族群政治看台灣
※漫游想像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