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制裁的侷限
Sunday, January 06, 2008
經濟制裁 A 國企圖透過外來物資流入控制的方式來對 B 國的政治態度達到強制性的效果，不過在 IPE 的研究中，多半認為 economic sanction 的影響有限，遭美國制裁的伊拉克、敘利亞、古巴、北韓等國家獨裁者仍然穩如泰山，受苦的只是該國的老百姓。在後冷戰局勢下，美國的超強地位也沒有能夠強化 economic sanction 的成效。
在歐洲旅途上時，見到格達費風光的訪問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等地，他與 Sarkozy 碰面時的意氣風發(interview)，顯示了美國過往制裁路線的有限性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事實上，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的 6 邊會談，金正日取得的優勢也說明了無論是單邊主義的 economic sanction，或是多邊聯合制裁，強國企圖採取「以經變政」的手段難以得逞，儘管這是除了武力以外唯一的手段。不過在日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顯示 economic sanction 的出現將降低未來武力使用的機率。如果這個研究屬實，放在目前台—中關係上，聰明的讀者大概會聯想到某些意味。我讀過其他台灣經濟學者研究中國對台經濟制裁的可能性，答案和這個研究差不多。
不過另一個比較延伸性的問題是〔被制裁∕壓迫］國家「反制發展」的機會，雖然坊間幾乎沒有這類的研究，但是至少政治經濟學者的研究顯示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 和 economic growth 是不同的概念！台灣過去幾年的 economic growth 走向成熟化，不過 economic development 的進化未必趨緩）有多重解答，沒有單一路徑，否則就是誤讀。在日本，仍然在外導式經濟與內需經濟之間尋求成長擺盪。在台灣，林環牆教授對於馬蕭經濟政策的剖析雖然給了部分答案，謝長延的「幸福經濟」針對分配問題提出似乎提出比較完整的看法。不過，在面對強勢經濟體揮開放經濟體中(読売新聞)，小白兔要如何跳躍才能避免大象轉身的壓踩，還真是學問。
"格達費風光的訪問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等地，他與 Sarkozy 碰面時的意氣風發，重擊了美國過往的制裁路線"
利比亞前兩年就已經跟美國和解了,所以看不出重擊美國制裁路線在哪裡.事實上正是因為格達費透過他倫敦政經畢業的兒子出來和解,利比亞最近才明顯的重返國際社會.如果古巴領袖能風光的訪問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大概才能說真的重擊吧.但可能性真的不大.
中台經濟關係又更複雜.表面上看台灣出超集中在中國.實際上這些出超多半是台商貿易生產網絡內的一環,最終端還是出口到歐美,仰賴中國市場的極少.台灣目前真正仰賴中國市場的大概就是演藝流行工業,這也造就這批人開口閉口內地.除此之外對台經濟制裁就等於對自己出口制裁.這是所有政治壓力幾乎都只施加在演藝工業上,因為確實吃人嘴軟.其他的只會先自傷.這也跟一般制裁的結構有很大不同
格達費在聯合國與美國仍實行經濟制裁期間，仍有能力對外投資，這幾年的和解政治理由成分甚大。據研究，截至 1997 年為止，美國自 1970 年以後的經濟制裁僅達到 13% 的目標，卻可能讓美國損失每年接近 150-190 億美元的利益。
台灣與中國的雙邊經濟關係非屬經濟制裁狀態，倘若貿然實施經裁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亦有影響，然而，由於台灣經濟與中依賴度甚高，中共官員多次暗示採取經濟制裁做為打擊台獨「入聯公投」的可能性，因此，務實的考量中國對台灣實施經濟制裁的可能性亦有所必要。「經濟吸納」、「以商促政」、「以商逼政」、「以商促統」等戰術在廣義上也是軟經濟強制戰略的運用，對於島內政局影響甚大，並不僅限於演藝流行工業。
力軒，「重擊」想起來還是一個過度修飾的用語，從善如流，改了為妙
恩,這樣我就沒什麼異議了.
中台經濟關係的問題,是可以拉一個更高的理論角度來看,就是日趨複雜全球貿易網絡跟IPE以國家為分析單位間理論的微妙關係,這個關係在中國上更為複雜.舉例來說,80年代日本對美國出超不到今天中國的四分之一,但卻引起更強的反應.這牽涉到日本的出超是由日本廠商主導,中國的出超卻是由美國廠商主導.上次國關中心那批人所津津樂道的中國崛起(老實說我覺得很奇怪,主題不是日本嗎?怎麼三句話不離中國),背後經濟結構卻大不相同.但是我的感覺是這裡有學科跟方法論間的落差,全球貿易網絡已經是組織研究的常識,卻在傳統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經濟研究中不知如何定位.而中國的學者比外界更為敏感這個外資主導發展在政治經濟上的意涵.這或許是位居全球生產網絡中心的台灣可以在理論上的貢獻
力軒，你談的跨國生產網絡問題，其實在 1990 搞 IPE 的政治經濟學者已經有很多人在談了，不過政治學門和社會學門的關注點不大一樣，前者偏重國民經濟在全球場域合縱連橫的新形態是否改變了原有國際分工的權力關係，後者則是更為細緻的談論各種形式的網絡形式，東海大學社會系正是這方面的研究翹楚，Geoffrey Hamilton 與貴系合作的研究，我可是拜讀了不少。
談到層次問題，拉到更玄的得請教一下，Brenner 用來解釋資本主義擴張導致利潤率下降，進而導致資本主義衰退的見解曾為 Bai Gao 所引用，不過這個討論裡面其實很少談到您提到的「本體論」問題（米國人本來就不像歐洲人關心這樣 meta level 的問題 XD），我猜你是比較前進的處理這個方面（或是我理解錯誤？），你認不認為整全式的左派分析在總體與個體的分析層次上有補強的空間？
我提一個去年評論真瑋文章時學習到的想法，由地緣經濟的看法，區域資本主義在 1980 年代的興起，也迫使區域之內的國家面對一堆 "inconvenient truth"，結果各國民經濟體只得發展不同的對話與衝突形式來勉強的共處下去，無論是非洲，波灣國家，亞太區域都可以見到進程不一的發展，這種發展方向除了顛覆了任何「一國資本主義」的舊典範以外，也挑戰了「國家性」所代表的意義。
由這個推論來看「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學上的意義，不是很明顯嗎，要不是東亞各國都被迫要面對區域資本主義的新形式，中國在本地國際經濟上的實質意義在一九八○年代前幾乎是不存在的。當然，必須強調這是政治經濟學上的看法，美國國際安全研究對中國作為修正主義國家的崛起，是有更多的妖魔化想像的。該日討論我走得早，不知「中國崛起」如何被詮釋，料想和我理解的不大一樣，不過我覺得這不完全是學科差異而已，恐怕本地的政治知識形成過程更值得討論。
你講的日中兩國在美國引起的反應很有趣，據說 Wal-Mart 就佔了中國輸出的 10 分之 1，這樣說起來，中國的成長多半來自於勞力密集輸出，與日本的出超來自於技術與資本的輸出，是結構上的改變，威脅自然比中國還大得多，美國人會有這樣的理解，至少表示比台灣報導只知看生產總值的水準好得多。
如果我理解的沒錯,IPE的重點不是經濟,而是經濟實力所產生的政治權力,那麼在對國家權力的理解上如何反應日益複雜國際生產網絡,或說把國際分工的新現實整合到對經濟所產生的國家權力的理解上,我目前沒看到很好的突破.當然我不是政治學科班,如果你知道什麼重要著作還請不吝賜教.
我的感覺是台灣朝野對中台經濟關係的共同假設是台灣是絕對弱勢百分之百脆弱,所以一個要無條件拒絕一個要無條件整合.但是如果從貿易網絡的角度來看,中台經濟關係中台灣就不見得絕對弱勢,而有一定籌碼,有政治經濟戰略的可能.只是現在這種討論還很少
1. IPE 的流派別現在變得蠻複雜的，尤其是米國的「政治科學」遭到經濟學入侵以後，您講的古典式定義似乎也不能含蓋全貌。這樣的結果對 IPE 的親近性是不利的，這種學科自我異化的過程，恐怕得有新的研究途徑出來救濟。這點上，我比較欣賞歐洲的古典傳統，希望他們別變得和米國一樣
2. 美國的政治學對於「經濟安全」的研究並不少，這類的研究多半出現在衰退期，對於一個持續 20 年的經濟強國，未來應該還有讓「經濟安全」研究發亮的機會。相對的，日本與中國具有的國民經濟傳統，使得這兩國的「經濟安全」相關的 academic enterprise 多不少。幾年前，我讀過學者關於台灣對中國的經濟安全研究，結果是比較樂觀的，現在是不是如此，似乎眾說紛紜。
朝野的認知和學界認知的差異是比較令人沮喪的部分，政黨是準國家制度，可是具有執政實力的兩大黨經濟幕僚卻從來沒有提出比較 coherent 的經濟方案，這並不是找找知名教授背書就可以的，而是政治哲學下的經濟傳統如何討論的問題。
原則上我同意你陳述的朝野認知，這個錯誤認知反而成為「共識」，相當諷刺。這個認知的政治基礎如何形成，其實不難探究，藍綠兩黨把「本士」、「西進」兩種路線都清洗掉以後，理性言說空間也不存在了。林濁水與林環牆去年還有一點討論，可惜的是社會大眾對此注意甚微。
新的候選人政見裡，長昌 vs 馬蕭的經濟政策可以進行很有意思的路線討論，只是沒有學者想跳出來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