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and Republic｜島嶼共和國

巴西裔任教哈佛大學的法學學者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受聘於母國，以協助巴西「將想像轉為可能」，創造人類歷史發展的「獨特路徑」(紐約時報)。這則新聞引發我注意的原因，在於巴西的經濟情形如同 Unger 所稱的新韓國模式（Neo-Korean Model）的發展路徑，倚賴以大企業為主的對外經濟部門發展，結果造成所得分配不均，造成了嚴重的階級問題，激化政治對立，因此，建立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民主化，才有可能改善巴西現狀。

作為學者政治家 Otávio Mangabeira 的外孫，Unger 在 1990 年代亦曾帶著哈佛的光環，與 Castañeda 進行不成功的經濟改革，企圖在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全面國有化之間，建立一條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市場經濟路線。然而這條由智利總統 Ricardo Lagos 與墨西哥總統 Vicente Fox 施行的另類經濟路線，並沒有在巴西落實，而使得巴西仍然存在過半的非正式經濟，在國際經濟的低工資與高生產力兩種經濟體的壓縮之下，巴西必須扭轉劣勢，可持續地持升生產力，以避免成為較少人口的中國。

Unger 的「向西歐學習」之路，實際上是觸及經濟民主化討論的結構改變的，也就是既有制度模型的創新與實驗，舉凡他所主張的降低過重的所得稅，鼓勵正式經濟部門的僱佣，以社會政策人性化既存制度，以創造「可持續的機會擴張」，多少都在接受市場經濟的前提之下，漸進式地改變過度傾向大企業的經濟結構，雖然 Unger 的主張過度簡化了西歐經濟形態的異質性，但大體說來可以定義為「第三條路」的巴西版。

台灣對於民主化的討論集中在政治領域上，近年來社會的民主化在公民社會的逐漸成熟下得到一定的成果，然而，經濟民主的思維鮮有觸及，移動性高的資本家為生產效率，多半支持壓制勞工權利的政體，反過來斲傷政治民主價值。經濟更深入的國際鑲嵌已是全球運籌邏輯下的必然結果，全球化是「中進國」的共通處境，如何在維持開放的前提下兼顧分配正義的經濟發展，乃是創造可持續成長的重要辯論，而這亦為未來台灣免於向下沈淪之關鍵所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