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and Republic｜島嶼共和國

信任對於維繫社會秩序與創造社會合作都有很大的影響，一般社會科學家對於社會信任的研究早期注意宗教、習俗、法律、文化，後來更被提升為「制度論」，由正式與非正式制度來理解社會信任如何運作。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如果人們缺乏互信，或者缺乏一定的社會鑲嵌（embededness），個體則傾向於成為自由放任主義者（libertarianism），兀自由極大化自身利益出發，如果這個社會再缺乏裁決「背信」行為的制度性安排，那所謂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al cost）就會大幅的地高，最後阻礙生產效率的進步。

這裡其實不是要來討論 D. North 的名著"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或者是福山近年力推的「信任」，而是要講前兩週深夜所遇到的一件事。該日十二點多，我搭著晚班的捷運返家，踱出捷運站不久，一位女子急忙由後方追上，誆稱她在板橋文化路上的「非常 G 車」工作，錢包、手機全鎖在店裡了，她家住在石牌，懇請我能夠借她一點錢搭車回家。後來看我願意借她，又稱她家住在山上，能不能再借她一點錢搭小黃，結果，我總共掏了 150 元出來幫助這位半夜求救的小姐。在這個過程裡，我是有懷疑過她是詐騙集團的，但是回想該時她向我求助的場合，她確實也得冒一些「職業風險」。第一，該處四下無人，如果遇到壞人怎麼辦？第二，她八成想要取信於人，所以一再表現羞郝與無地自容的神色，還「托出」她剛和「男友分手，男人現在和新任女友睡，她不想打給他」，「只想找個地方睡，可是家人都出國，沒地方去」，還「很不好意思地」咒罵自己「和乞丐一樣」、「很丟臉」；第三，她堅持要給我電話，只是她的署名是「徐子婷」，既然她沒帶手機，我也不能玩現場驗證的把戲。以她精湛的演技，即使是假的，我覺得也值 150，心一橫，心想即使她是假的，錢給了也無所謂，只是雖然在情感上希望自己做了好事，可是理智上以後反而希望「她就是金光黨」，這樣的自我矛盾，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也是一個人性考驗。後來，就看見下面這則新聞了。



得知受害者層出不窮，令人十分驚訝，原來這個社會上還有這麼多好人，連 5000 元的旅館費都出得去，我總覺得台北的好人不少，沒想到比我想像更多，這位「徐子婷」如果不怕夜路走多，我想她在心裡面也該有些掙扎的，她消費了這個社會對於急難者的同情，並不會真正解決她的人生困境，希望這位小姐可以走向正途，在暗巷謀生的日子不會好受。

這件事讓我想起上個月去史丹佛大學開會的事，由於行程上與機票購買的倉促，私提前數日啟身到三藩市，順道參加好友 Q 在門若學院主辦的一項研討會，結果出了機場的小黃司機是個菜鳥，她一路上依賴 Garmin 產的 GPS 導路，開車技術也不純熟，沿路坐得心驚肉跳；更糟的是到了 Menlo Park 以後，連我也無法判斷是否到了目的地，結果就在附近的 Kepler's 下車，學校附近有書店，算是我的誤判，事實上那兒離目的地還有數英哩遠。結果拖著行李遍尋馬路兩旁的公共電話不著，小地方連一部計程車也看不到，正愁聯絡無方之際，書店前的流浪漢竟然跑過來幫忙，願意將其手機借我。坦白說，我心裡是有很高戒心的，美國的流浪漢形形色色，上天派來幫忙只能說是好運。結果，那兩位以書店為根據地的流浪漢先生們，不但幫我聯絡上了朋友，還和我講了其他交通替代方案，對於安撫當時的不安有不小幫助。

這兩個經驗其實不是清楚的說明社會信任的運作方式，「么姓女子」正在減少人們對於陌生人的信任，讓我們由「不要理會陌生人」到「小心那裡有陌生人」。而那兩位流浪漢則讓人們由「害怕陌生人」轉為「陌生人是好人」。這兩相對照，其實就是文明的現場，一個缺乏道德的社會是無法建立信任的，既然無法建立信任，只好預設「陌生人是壞人」，進行城市叢林戰，穿上都市行者的武裝，冷漠地面對前來的每一張不熟悉的面孔。所幸，台北還是一個仍具善意的城市，即使面對欺騙的挑戰，「愛心」還是勇敢的存在。但是，如果愛心遭到濫用，遲早將造成文明的倒退。大陸觀光客進城，就是這個城市文明的最大挑戰，而歷史正在看著這一幕。

*顏水龍：蘭嶼斜陽，1983。